麦熟时节的记忆


ʱ䣺2019-06-12

  儿时的麦熟时节,苦累的记忆中充盈着欢乐。共和国的童年贫困而又富有朝气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麦熟时节,正是家乡“青黄不接”的后期,一般人家除了留播的种子外,粮囤告罄。人们一遍遍看着那逐渐由绿变黄的麦田,心里充满了喜悦与希冀,那是再紧一下裤腰带的物质依靠和精神寄托。这时候如果有哪位老者或者病人经不住“最后的考验”逝去,村里人都会惋惜地说:“再撑几天就吃到新麦了。”

  麦熟时节是家乡的盛大节日,刚刚有了自家土地的乡亲们,用庄重的仪式去迎接它。男爷们忙着修理或添置麦收夏种所需要的一应农具,用碌碡一遍遍反复地把晒打小麦的场地轧平实。妇女们相约到集市选购自己喜爱的席夹子(一种草帽);走到自家麦田,搓一把麦穗,待发现麦粒青里透黄不软不硬时,便剪下一些,搓去麦糠,碾扁或磨浆,烧一锅稀饭,给孩子们解馋,给大人壮力。粗粮糠菜,乍尝新麦,如玉液琼浆,至今想起,犹咂嘴品香。

  家乡收麦叫薅麦,走出战火的沂蒙山区还很穷,为了屋上(麦秸作为苫草)和灶下(麦根作为薪柴),收麦需要连根拔起,这就增加了劳动的强度和麦收的时间。麦熟一晌,龙口夺粮,男女老少齐上阵,黎明即起,摸黑收工。暑风烈日,足蒸背灼,薅一把麦在抬起的腿上摔砸两下,去掉根上的泥土,一天下来,脚沉手肿,灰头土脸,脖子和手臂被麦芒刺得红肿,又痒又痛。虽然劳累,但这几天的饭食是最好的,各家各户罄其所有,送到麦地里的饭菜,多是不掺糠菜的煎饼和平时很难吃到的腌了很久打开流黄油的鸡蛋、鸭蛋,煎得黄灿灿的咸鱼。一家人围坐在地头树荫下,一边享受美味,一边合计着下步的农活。

  收好的麦子用木轮车运到打麦场,铡去麦根,铺匀曝晒。晒好后在架起的木板上一把一把地反复摔打,满足和喜悦化为轻快的节奏,起落银光闪闪,摔下金花四溅。一天下来,臂疼腰酸,满身糠土,傍晚收工,跳进村边的大河,满身的汗垢和疲劳就会随着温柔、清澈的河水而去。

  夜晚看护麦场,邻场的看护人聚在一起,躺在散发着新麦特有芳香的麦垛旁,聊着天南海北,唠着家长里短,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(家乡风俗,新麦上场第一天要放鞭炮庆祝),“一家、两家、三家……”,数着数着,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

  打完第一场麦子,照例要烙一次“光麦子煎饼”,用以孝敬老人,犒赏正在鏖战中的劳力。这是全年第一次,也许是唯一的一次烙纯麦煎饼。每到这时,饱经风霜的老人们都满足地说:“尝了鲜,死不冤”,他们生命中又增加了一个厚实的年轮。

  待到粮草归家,夏种结束,是全村庆丰收的日子。先是村里要杀一头猪敬天,感谢上苍赐予的风调雨顺;而后是“上新麦坟”,以丰收的成果孝敬告慰先人,以祈给子孙带来福祉。在人们的忙碌中,杏行里的杏也悄悄地黄了,于是磨面蒸馍馍,一篮馍馍一篮杏,忙里偷闲走亲戚。节俭的乡亲,收到亲戚的馍馍多是不舍得自家吃,第二天再拎着走亲戚,一篮馍馍转来转去,直到干裂。

  参加工作后,所在单位每年都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支援“三夏”。尽管我们很努力,割麦的进度、质量还是参差不齐,往往影响社员们的工作效率。再以后随着农田耕作机械化的广泛推行,我们失去了支援的必要性。

  最近十几年,机关不再组织下乡割麦,我对麦熟时节的感受也淡漠了。去年初夏的一天,我接到一个农村朋友的电话,告诉我他们村的麦收开镰了,请我去看一看,帮个忙。我配好过去参加麦收的“三大件”镰刀、草帽、毛巾赶往他家。到了他家落座、端茶、递烟、寒暄,一点也没有忙夏的气氛。他嘱我少安勿躁,就到村口安排收割机去了。一会儿回来,带了几盒烟,端着茶壶,拉我到他家的麦地。收割机很快开过来了,机手划量了地块后便开始收麦。朋友一会儿跟机查看一下和机手说几句话,一会儿跑回地头陪我吸烟。不到一晌,几亩小麦收完。我抬头远望,几台收割机还在作业,原来一望无际的麦田,现在已成了一片茬子地。朋友用农用汽车拉着装满小麦的袋子,带我回家吃饭,他夫人已做好了几个菜,摆好了酒杯。吃饭间他告诉我,播种以后再喷洒一遍除草剂,就可到城里打工去了。这哪里是三夏大忙!没有了记忆中麦熟时节的苦乐,也缺少了那时的韵味风情,感叹中对以往的麦收有着淡淡的怀念,或许直到现在才有心情品味这个金色的时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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